阮元和《新安县志》

深圳市档案馆藏有嘉庆本《新安县志》残卷，该书封面有“嘉庆已卯（1819年）镌”、“凤冈书院藏板”字样，序作者之一是有 “三朝阁老、文坛泰斗”之誉的两广总督阮元，其次是赐进士出身的广东督粮道卢元伟。他们的序文不仅为《新安县志》增光添重，而且如修志者所言可与县志“并传不朽”——这当然是十分到家的恭维话。卢元伟生前刻过的几种集子，早已失传，如果没有这篇序文，今天的深圳人恐怕很少知道这位按察使，而他的大名现在却要仰靠这本县志“并传不朽”。至于阮元则是早已名列 “三不朽”的大人物，被人爱戴推崇至今。

阮元那篇不足500字的序文和矜上的两枚朱印，诚如王崇熙所言“此又不独邑人士之欢忭鼓舞者也”，而且一百多年后的今天，深圳全面实施“文化立市”战略，我们更有理由为之欢欣鼓舞——谁要他是“三朝阁老、文坛泰斗”呢？设若有关部门雇能工巧匠，把阮元手书序文镌碑嵌金，隆而重之地放在公共文化场馆，供人观瞻，岂不更好？如果把阮元手书序文碑刻拓片一一发售，那无疑等于，阮营保在直接为深圳的GDP作贡献了。在文化产业方兴未艾的21世纪，我看这件事值得尝试，而且迟早会有人去做的。

嘉庆本《新安县志》付梓后，书板一直贮放在凤冈书院。拔高点说,这一举措寓有文化纪念的雅意；实在点说，是县衙里根本没地方存放这几百块木板。县志既是地方性的百科全书，也是难能可贵的乡土教材，历来为莅土牧民者看重，阮元《新安县志》序中就说：“昔者昌黎至始兴，即索《图经》；朱子守南康，先征《郡志》，岂非为政者之先务乎？”20年后钦差大臣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，有了这本志书在手，他才会对重灾区“新安县”（当然包括香港）的疆域、道里、山川、卫所、炮台、营盘、营汛、寨船以及防海形势了如指掌，并据此制定了堵塞鸦片走私源头、预防英人挑衅的大政方略。